1898年11月24日，刘少奇出生在湖南宁乡花明楼炭子冲的一户农家。他的一生，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、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一生。

“我们那时感觉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，但又不晓得朝哪里跑，这一下就有办法了。”

　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，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内忧外患、战乱频仍、民不聊生的黑暗深渊中苦苦挣扎。刘少奇和同时代的很多青年一样，急切地寻找改变现状的办法，经历了异乎寻常的曲折。

　　投笔从戎一度是刘少奇想到的救国救民之法。1916年夏，刘少奇进入长沙的驻省宁乡中学读书。受军事救国思想的影响，这年秋天，他以第一名的成绩，考入长沙陆军讲武堂。1917年10月，讲武堂在军阀混战中毁于兵燹，不得不解散。从军救国的路，走不通了。

　　1919年初，刘少奇进入长沙私立育才中学复习功课，准备考大学。5月，五四运动爆发。消息传到湖南，刘少奇急匆匆赶往北京，报考了北京大学等几所学校，均获录取。由于无力承担学费等原因，只能放弃。上大学的路，也走不通了。

　　在北京街头踟蹰的刘少奇，又辗转考入不收学费的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。在这里，他开始接触《新青年》等进步书刊，了解到俄国十月革命等情况，1920年6月毕业。由于没有筹到赴法的费用，赴法勤工俭学的愿望，也化为了泡影。

　　在四处碰壁中，刘少奇接触到各种新思想。在思想大潮的激荡中，刘少奇经受了思想的洗礼。对刘少奇触动最大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，被他视为“最大的事情”。他回忆说：“这个革命把全世界想要革命但又没有找到出路的人都惊醒了。特别是在中国，我们那时感觉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，但又不晓得朝哪里跑，这一下就有办法了。”

　　“我们在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随便接受的”，而是“认为它确实是真理、确能救中国，才确定接受的”。

　　苏俄，是那时中国青年寻求救国救民出路的目的地之一。1920年10月，经长沙船山学校校长贺民范介绍，刘少奇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，接着想办法凑齐了路费，准备赴苏俄学习。这年初冬，刘少奇和几个湖南青年一起乘坐江轮，顺江而下，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。

　　上海外国语学社，是刘少奇确立人生信仰的重要一站。在这里，他和任弼时、萧劲光、罗亦农等人一起，学习俄文和马列主义基本知识。这个时候，《共产党宣言》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刚刚出版。译者陈望道常常来学校为学员们授课。除了参加社会活动、学习俄文以外，《共产党宣言》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，成为刘少奇手不释卷的日常读物。

　　经历五四运动后思想大潮的洗礼和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初步学习，刘少奇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思想转变，辨明了方向，找到了出路。他回忆说：“我们在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随便接受的，而是经过了研究、考虑，和无政府主义者辩论之后，认为它确实是真理，确能救中国，才确定接受的。”

　　1921年春天，刘少奇同任弼时、萧劲光等十几人从上海启程，历时3个多月，跋涉7000多里，于7月9日抵达莫斯科。不久，刘少奇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，学习马列主义理论、国际工人运动史、政治经济学等课程。这年7月23日至8月初，在上海发生了一件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，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。“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，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，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。人的命都不要了，其他就好说了。”

　　在东方大学，刘少奇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，确立了人生信仰。当时的苏俄，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。学员每人每天也只有一磅半黑面包，常常感到饥寒交迫。紧张忙碌的学习，困苦交加的生活，思想上的碰撞冲突，有一些人承受不了，当了逃兵。但是，刘少奇却始终信念坚定。他回忆说：“我们当中有部分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发生了动摇，但是我们另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却因此而更加坚定了。”

　　1921年冬，中国共产党开始在东方大学发展组织。此前，刘少奇就听说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，便四处打听怎样加入共产党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。他向中国班的政治教导员请教入党手续，讨论有关共产党的问题，和平时熟悉的几个同学讨论最多的也是入党问题。同时，刘少奇把《共产党宣言》看了又看。他回忆说：“从这本书中，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，是怎样的一个党，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，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，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。人的命都不要了，其他就好说了。”

　　在东方大学中国班学员中，刘少奇和罗亦农、彭述之、卜士奇等人第一批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，他的入党介绍人是罗亦农和袁达时。中国班的党员和团员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的第一个党组织――中共旅莫支部。刘少奇担任支部委员。1922年初，他在团员调查表中写道：“资本主义已不能统治全世界了，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必将由人类的努力开始实现，我们处在这时代的人，应把无穷的希望，促进这段历史。”

　　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，是刘少奇人生的重大转折点。一旦确立了信仰，他就再也没有动摇过。他回忆说：“当时我们学得不多，倒是我自己的革命人生观开始确定了。懂得组织上的一些东西，讲纪律、分配工作不讲价钱、互相批评、一切服从党，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种得很深。”

　　“我们党从最初起，就是为了服务于人民而建立的，我们一切党员的一切牺牲、努力和斗争，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解放，而不是为了别的。”

　　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，刘少奇把全部智慧和精力，毫无保留地投入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、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事业中去。无论在大革命时期的工运大潮、白区斗争的险象环生中，还是在全民族抗战的烽火硝烟、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中，都有他披荆斩棘、勇挑重担、一往无前的身影。无论参与新中国的重大决策、不懈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，还是大政方针的制定实施、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，无不倾注着他的心血和智慧。

　　刘少奇一生以人民勤务员自勉，以让人民尽快过上“富裕和有文化的生活”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。他说：“一个好党员、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，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，关心人民的痛痒，懂得人民的心。”他夙兴夜寐，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常牵挂在心，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作头等大事。他惦记着东北林区的工人，要求有关部门供应胶鞋、白酒等保暖物资。他惦记着唐山煤矿井下的工人，关切地询问井下供氧量怎么样；得知井下用机械运煤、安装了送风设备时，他很高兴，说以前用驴子运煤要占用氧气，影响井下工人用氧安全。农民当面向他反映看不上电影，他记在心里，没多久，就把外国友人赠送的一台放映机，转送给河北抚宁的农民。在经济困难的日子里，他与群众一块苦、一起干。他回家乡调研44天，吃住在老屋甚至猪场，铺禾草睡门板；他从老屋门前尚有的半塘水，知道旱情并不严重，主要是工作有错误，这让他夜不能寐，内疚不已。当着父老乡亲的面，他脱帽弯腰，低下花白的头，鞠躬致歉，说：“我将近40年没有回家乡了，很想回来看看。回来了，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。我们工作做得不好，对你们不起。”他坚决不让办旧居纪念馆，决定把老屋分给农民住，说：“在这里至少可以住上10年、20年，等有了比这个更好的房子，愿意搬再搬。”

　　刘少奇曾经说：“我们党从最初起，就是为了服务于人民而建立的，我们一切党员的一切牺牲、努力和斗争，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解放，而不是为了别的。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大的光荣和最值得骄傲的地方。”这是刘少奇革命一生的真实写照。在战争年代，母亲跪着苦劝被捕释放后的刘少奇，不要再干这不要命的事情，他赶忙跪下请求母亲原谅自己不能从命，离开家乡再次踏上革命征途，从此母子俩再未谋面。他一生都在践行“共产主义事业是我们的终身事业”的誓言，直到生命的最后岁月，依然坚守着初心：“一个革命者，生为革命，死也永远为共产主义事业，一心不变。”

　　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刘少奇以一生矢志不渝的坚守和奋斗，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“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”的真谛。（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）